第10章 陈氏出事，他终于慌了
手机屏幕暗下去，又被陈渡按亮。
新宿的夜色透过酒店窗帘的缝隙渗进来，把房间切成明暗两半。他坐在床边，背脊挺得笔直，像一个等待宣判的人。新闻推送还挂在通知栏里，每一个字他都认识，但组合在一起就变得陌生而荒谬。
陈氏集团及关联公司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。
资金链疑断裂，涉及金额或超百亿。
他把那两条推送点开，关上，又点开。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，瞳孔里倒映着那些方正的黑体字。第三次阅读时，他的拇指开始无意识地滑动，像是在找什么——找辟谣，找更正，找任何能证明这是假消息的痕迹。
什么都没有。
陈渡拨出第一个电话。陈柏年的手机，那个他从小背到大的号码。听筒里传来等待音，一声，两声，三声。他的手开始发凉。四声，五声。“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——”他挂断，重拨。还是那个机械的女声，礼貌而冷漠。
他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走了两步，又坐下。窗帘缝隙里能看到新宿的霓虹灯，整座城市还在照常运转，楼下的街道上有人在笑，有车在开，便利店的招牌亮得刺眼。陈渡盯着那光亮，忽然觉得它离自己很远。
第三个电话打给梁素琴。
等待音响了很久，久到他以为又是语音信箱。然后接通了，那边很安静，安静得不正常。“妈？”他的声音比自己预想的要紧。
“小渡。”梁素琴的语气很平，平得像被熨斗烫过，“这么晚了还没睡？”
“我看到新闻。”陈渡说，“爸呢？我打他电话没人接。”
那边沉默了两秒。这两秒里陈渡听到了背景音——很轻的仪器滴答声，像是某种监护设备。“你爸在忙。”梁素琴说，“新闻的事情你不用管，好好读书。”
“妈——”
“妈妈这边还有事，稍后跟你说。”电话挂断了。
陈渡握着手机，听着里面的忙音。他母亲刚才的语气不是慌张，不是焦虑，是一种他在陈家生活二十一年从未听过的敷衍。那种敷衍不是“我不想说”，而是“我不能说”。
他重新拨陈柏年的号码。手指按在屏幕上时他才发现自己在抖，食指的指尖冰凉，按了三次才按对号码。又是语音信箱。他又拨，拨错了——打到了国内一个朋友的手机上，那个朋友接起来时他愣了一秒才挂断。
房间太安静了。他起身去开电视，走到电视前发现自己没拿遥控器，转身去找，在床头柜上看到了，拿起来按了两下没反应，才想起自己根本没插房卡取电。他站在黑暗里，手里攥着遥控器，忽然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。
水。他想喝水。
茶杯在桌上。他伸手去拿，指尖碰到杯壁的瞬间，杯子从手里滑出去，在地毯上滚了半圈。水洒了一地，深色的水渍在浅色地毯上洇开，像一朵形状难看的云。陈渡低头看着那滩水，看了很久。
他的手机屏幕又亮了。
不是电话，是邮件提醒。标题是英文，来自学校国际学生办公室，关键词他扫一眼就看到了：tuition fee，deadline，registration hold。他点开，从头读到尾，又读一遍。
学费缴纳期限将至。逾期未缴将产生滞纳金。若持续欠费，将暂停学籍注册资格。
暂停学籍注册资格。
陈渡把这句话在心里默念了一遍。他在东京的身份是什么？留学生。留学的基础是什么？学费。学费从哪里来？陈家。陈家现在怎么了？他不知道。但那些新闻标题像针一样扎在他脑子里，每一针都在说同一件事：那个支撑他一切的东西，可能正在塌。
他又拨了陈柏年秘书的电话。那个人跟了陈柏年十二年，永远接电话，永远说“少爷您稍等”。这次响了八声，转入语音信箱。
陈渡穿上外套，走出房间。电梯里有一个日本男人和一个外国女人，两人在用英语交谈，语气轻松。陈渡站在他们身后，看着电梯门上映出的自己——衣冠整齐，发型完好，表面上看不出任何问题。
他走进新宿的街道。
十一月的东京夜晚，空气里有种干净的冷。霓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，拉长，缩短，又拉长。他走得不快，但方向明确——回公寓。他需要一个更私密的空间，一个不属于酒店的地方。酒店是暂时的，暂时的东西让他觉得不安全。
路上他给国内另一个朋友发了消息。不是林惟安，是一个家里也有生意往来的朋友。他问得尽量随意：“最近国内有什么新闻吗？我爸那边好像有点事。”
回复来得很快：“渡哥，你家的事我也听说了，具体不太清楚，但我爸说这次挺大的。”
挺大的。
陈渡把手机放回口袋，加快了脚步。经过便利店时他无意识地往里看了一眼，收银台前有人在排队，货架上的商品码得整整齐齐，世界还在按照它的规则运转。他以前从未注意过这种正常，此刻却觉得它残忍。
公寓楼下的自动门识别到他的门禁卡，发出轻微的解锁声。他走进去，按电梯，等电梯，进电梯。所有动作都正常，但他的大脑一直在转，转的内容只有一个：联系不上，联系不上，联系不上。
他想起十六岁那年，陈柏年带他去参加一个商业晚宴。有人端着酒杯过来，笑着说“陈董，令公子一表人才”。陈柏年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那只手掌宽厚而温暖。“我儿子以后比我强。”那是他父亲少有的、当面的夸奖。陈渡记了很多年。
现在那个被称作“陈董”的人，电话转入语音信箱。
公寓的门打开，冷清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他开了灯，在玄关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到客厅，坐在沙发上。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屏幕朝上，他盯着它，像一个等待电话的人。
他想起学费催缴通知。那封邮件里有一个金额，换算成人民币大概几十万。对以前的陈渡来说，这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数字。但现在他看着那个数字，第一次开始计算——如果，如果新闻是真的，如果家里真的出事了，这笔钱从哪里来？他的银行卡里还有多少？信用卡的额度是多少？他从未关心过这些问题，此刻这些问题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
他打开手机银行，查了余额。数字比他想象的要少。他又查了信用卡，额度还在，但能用多久？如果下学期的学费也要自己解决呢？如果生活费也断了呢？
陈渡靠在沙发背上，仰头看着天花板。他不是没想过最坏的情况，但他的“最坏”从来都有底线——父亲会出面，陈家会摆平，就像过去二十一年里每一次一样。他从小被教育“遇到事情不要慌，家里会处理”，这句话像一层保护膜，包裹着他所有的安全感。
但现在保护膜破了。
他试着重新构建那个安全感。父亲只是没接到电话，可能在开会，可能手机没电，可能——他编了无数个可能，每一个都被新闻推送里的黑体字击碎。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不是小事，资金链断裂不是小事，涉及金额超百亿不是小事。这些词他以前在新闻里看过，但从没想过会和自己产生关联。
他拿起手机，又放下。拿起，解锁屏幕，没有新消息，锁屏，放下。反复了五六次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——他在等。等一个电话，一条消息，一个能告诉他“没事了”的声音。
电话响了。
陈渡几乎是扑过去接的。屏幕上显示的是陈柏年秘书的名字。他按下接听键，声音比预想的更急切：“喂？”
那边很安静，安静得让他心里发毛。然后他听到秘书的声音，那个永远沉稳、永远妥帖的声音，此刻带着一种他从未听过的疲惫和压抑。
“少爷。”
两个字。陈渡握着手机的手收紧了。
“董事长进医院了。”
秘书没有说哪家医院，没有说什么病，没有说严不严重。他只是说了这句话，然后沉默。那沉默像一堵墙，把陈渡挡在所有信息之外。
陈渡张了张嘴，想问，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窗外的东京塔还在亮着，橙色的光照进公寓的窗户，落在他的脚边。他忽然想起今晚从酒店出来时，在电梯里看到的那对男女。他们还在继续他们的夜晚，新宿还在继续它的繁华，整座城市还在继续它的运转。
但他的世界正在无声地塌陷。
电话那头，秘书还在等他的回应。陈渡握着手机，手指的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。他想问“严重吗”，想问“我妈呢”，想问“公司呢”，想问“我该怎么办”。但他什么都没问出口。
因为他忽然意识到，这些问题可能都没有答案。或者说，答案就在那里，只是他还没有准备好去听。
“少爷，”秘书的声音又响起来，更轻了，“您先别急。”
别急。
陈渡听着这两个字，第一次觉得它们如此苍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