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章 手表卖掉，旧信留下
当铺的自动门开得很慢，像在犹豫要不要放他进去。
陈渡站在门口等了足足五秒，感应器才不情不愿地嗡了一声。一股混着樟脑丸和旧电器的气味涌出来，粘在鼻腔里不肯走。他下意识想屏住呼吸，但很快放弃了——这种反应太娇气，他现在没资格娇气。
店内光线偏黄，柜台后面的老头正在用绒布擦什么东西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又低下头去。那种目光陈渡很熟悉，是东京老街区的当铺老板打量外国人的标准流程：先看鞋，再看表，最后才看脸。
他的鞋是上周在涩谷买的限量款，还没脏。表是父亲三年前在银座吃饭时顺手给他买的，劳力士，表盘背面刻着“C.D. 2020”。当时陈柏年难得喝了点清酒，脸红红的，把盒子推过来说“二十岁了，戴块好表”。
现在这块表被他从手腕上解下来，放在柜台的绒布托盘上。
“売りたいんですけど。”陈渡说。他的日语在东京混了两年，口音已经练得很像那么回事，但这句话说出来还是涩，像嗓子里卡了片碎骨头。
老头终于放下手里的东西，拿起表对着灯看。他翻来覆去地转了三四圈，又拿放大镜照表耳内侧的编号，整个过程慢得让人想发火。陈渡把手插在口袋里，指尖碰到手机壳上的裂痕——昨晚摔的，屏幕碎了一个角，他没换。
“買取価格、四十五万円。”老头把表放下，报了个数字。
四十五万日元。折合人民币不到三万。这块表当年的价格他记不太清，但肯定比这个数字多一个零不止。陈渡张了张嘴，想还价，但老头已经把绒布托盘往旁边推了推，动作很轻，意思却不轻——你爱卖不卖。
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。他掏出来看，是信用卡公司的催缴短信，措辞比上一封更硬，多了“法的措置”四个字。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，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柜台上。
“わかりました。”行吧。
老头开始写单据，圆珠笔在纸上沙沙地响。陈渡看着那块表被拿起来，放进柜台后面的铁皮柜子里，柜门关上的声音很闷，像什么东西沉进水里。他想起来去年冬天，森田葵曾经枕在他手腕上睡觉，表扣硌到了她的脸，她迷迷糊糊地说“冷たい”，他笑着把表摘了扔在床头柜上。
那时候他没想过这块表会被卖掉。更没想过卖掉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不是心疼钱，而是那个“C.D. 2020”的刻字会不会被磨掉。
老头把一叠钞票和单据一起推过来。陈渡没数，直接塞进外套内袋里。钞票是新钞，硬挺挺地硌在胸口，走路的时候会发出很轻的窸窣声，像在提醒他一件事：你现在是卖表交学费的人了。
自动门这次开得快了些。十一月的东京傍晚，天黑得早，街灯已经亮起来了。陈渡站在当铺门口吸了口冷空气，肺里像被薄刀片刮了一下。他把外套拉链拉到最高，往电车站走。
这条路他走过很多次。从高田马场到早稻田，沿途有家拉面店他带林惟安去过。那时候她刚来东京看他，时差没倒过来，吃面的时候差点睡着，筷子从手里滑下去，他眼疾手快接住了。她不好意思地笑，说“我太困了”，他说“那回去睡”，她摇头说“想跟你多待一会儿”。
那碗面她没吃完。后来他们回他的公寓，她靠在沙发上看他打游戏，看着看着真睡着了。他关了声音继续打，打了两个小时，她在他旁边睡了两个小时。
陈渡停下脚步。他发现自己站在那家拉面店门口，店还在，招牌换过了，门口多了一台自动售票机。他站了几秒，继续往前走。
电车站人很多，周五傍晚的高峰期还没过去。他在自动贩卖机买了罐热咖啡，握在手里没喝，只是暖着手。月台上风大，吹得他头发乱七八糟，他懒得理，靠在柱子边上看电子屏幕上的列车时刻表。
山手线还有三分钟。
他打开背包想找耳机，手指先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。不是耳机盒，形状不对。他摸出来一看，是个信封，牛皮纸的，没有封口，边角磨得起了毛。
他不记得自己放过这个信封。
陈渡翻开信封口，里面是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条。纸是淡蓝色的，边沿有点褪色，折痕很深，显然被反复打开过。他展开纸条，上面的字迹小而工整，横平竖直，是练过正楷的人写的。
“陈渡： 别熬夜了，你黑眼圈都快掉到下巴了。 冰箱里有牛奶，热一下喝。 ——惟安”
纸条右下角画了个很小的笑脸，歪歪扭扭的，和她工整的字迹完全不搭。
陈渡的手指停在那个笑脸上。
他想起来了。这是大二上学期期末，林惟安来东京看他，在他公寓住了五天。那五天他正好赶期末课题，每天熬到凌晨三四点，她就在沙发上盖着毯子等他，也不催，困了就蜷起来睡。第三天晚上他从电脑前抬起头，发现茶几上多了杯热牛奶，杯子下面压着这张纸条。
他当时看完笑了一下，把纸条随手夹进课本里。后来课本放进背包，背包换过三个，纸条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了夹层里，在暗无天日的角落里待了两年多。
现在它出来了。
电车的进站广播响了，风压推过来，吹得纸条在手里颤动。陈渡下意识把它按在胸口，和那叠新钞一起，心跳隔着钞票和纸条传回来，快得有点乱。
车门打开，人群涌出来，他侧身让了一下，然后上车。车厢里暖气开得很足，和外面的冷空气在他皮肤上交汇，激出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。他找了个靠门的角落站着，把背包挂在挂钩上，手里还攥着那张纸条。
电车启动，窗外的灯光开始流动。他从玻璃反光里看见自己的脸，黑眼圈确实快掉到下巴了。林惟安没说错，她总是能注意到这些。
她注意到的从来不是大事。不是他考了多少分，拿了什么奖，家里又做了什么投资。她注意到的是他眼下的青色，是他喝咖啡不放糖的习惯，是他打字时左手小指会不自觉地翘起来。她把所有观察都藏在那些很短的话里——“别熬夜了”“牛奶在冰箱”“路上小心”。
陈渡把纸条重新叠好，想放回信封里，手指却停住了。他把纸条放进了衬衫口袋，贴着胸口，和那叠钞票隔了一层布料。
电车经过新宿，车厢里的人换了一拨。他旁边空出个座位，他没坐。头顶的电子屏幕在播放广告，然后切到新闻画面。
他本来没注意。日语新闻的语速太快，他懒得跟。但画面上出现了“陈氏集团”四个汉字，他的目光被钉住了。
屏幕上是成田机场的航拍画面，一群记者围在到达口。旁白的日语他听不太全，但关键词一个个砸过来：“債務超過”“資金繰り悪化”“証券取引等監視委員会”“代表取締役——陳柏年”。
最后一个画面是陈柏年三个月前的照片，西装革履，在某个论坛上发言。照片下面打着字：“経営危機、表面化”。
车厢里没人注意到这条新闻。东京人对别人的破产早就免疫了，每天都有公司倒闭，每天都有老板跑路。两个女高中生靠在门边聊化妆品牌子，一个上班族在手机上打游戏，没有人抬头看屏幕。
陈渡看着父亲的照片在屏幕上停留了十二秒，然后被洗发水广告取代。
他低下头，衬衫口袋里的纸条硌在胸口，很轻，轻到几乎没有重量。但那个位置同时在发烫，是那叠卖表换来的钞票，四十五万日元，折合人民币不到三万。
他想起梁素琴在电话里说的那句“你爸爸最近太累了”，想起秘书打来的那个只说了一句“董事长进医院了”就挂断的电话，想起信用卡被拒刷时收银员的眼神。
电车减速，到站广播响起。他该在这一站换乘。
陈渡抬起头，电子屏幕已经跳回列车信息。新闻过去了，像没发生过一样。但他的手指在口袋里攥紧了那张纸条，指节发白。
车门打开，冷风灌进来。他走出车厢，站在月台上，周围人来人往，他忽然不确定该往哪个出口走。
纸条上的字迹在他脑子里重复了一遍。
“别熬夜了。”
他站在月台正中间，人流从他两侧分开流过，没有人碰到他。手机在口袋里又震了一下，他没看。他知道不是父亲，不是母亲，也不会是林惟安。
他迈开步子，往换乘方向走。脚步不快，但方向是对的。衬衫口袋里的纸条随着步伐轻轻摩擦胸口，像有人用手指在那里很轻很慢地写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