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章 富家少爷第一次向人借钱
陈渡在新宿三丁目的便利店门口站了十五分钟。
十月的东京夜里起了风，他穿着那件在表参道买的黑色羊绒大衣，领口竖起来挡风，手指在口袋里攥着手机，屏幕上是刘铮的LINE头像——一只柴犬，咧嘴笑。他盯着那头像看了很久，久到自动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，店员开始用余光打量他。
刘铮是他语言学校时代的室友，温州人，家里做打火机配件起家，不算大富，但在池袋开了家贸易公司，专门倒腾日用品回国。两人当年合租在板桥区一栋三十年房龄的木造公寓里，冬天暖气不足，刘铮会从仓库搬电热毯回来分他一条。那时候陈渡还没搬去港区，还没认识森田葵，还没学会用银座会员制的酒吧地址充门面。那时候他还会跟刘铮坐在阳台上喝发泡酒，聊各自家里的事。
后来他搬走了，刘铮发过几次消息约饭，他总说忙。
再后来刘铮就不发了。
陈渡按灭屏幕，又按亮。手指悬在键盘上方，打了几个字删掉，再打再删。最后发出去的是：*在东京吗，好久不见，有空吃个饭。*
消息已读。回复来得很快：*渡哥！稀客啊。行，明晚？来我这儿，池袋北口那家烤肉店还在。*
陈渡盯着“稀客”两个字，觉得像根针。
第二天傍晚他坐山手线去池袋。车厢里暖气开得太足，他脱了大衣搭在手臂上，露出里面的藏青色高领毛衣。袖口有一小块起球，是他自己用剃毛器没剃干净留下的痕迹。他靠着车门边的扶手，看窗外楼群一层层矮下去，从新宿的玻璃幕墙变成池袋的居酒屋灯箱，像从某个高处一级级往下走。
烤肉店还是那家，烟熏火燎的，排气扇轰轰响。刘铮已经坐在最里面的卡座，比两年前胖了一圈，脖子上挂根粗金链子，手腕上也是，夹菜的时候叮叮当当响。他身边还坐着两个人，一个戴眼镜的瘦子，一个染黄毛的胖子，都是中国人，都是做贸易的。
“渡哥！”刘铮站起来拍他肩膀，力气很大，“瘦了啊，怎么回事，港区吃不饱？”
陈渡笑了笑，把大衣折好放在座位内侧。
“这位是陈渡，我跟你们提过，当年我俩住板桥，那房子冬天漏风，夏天漏雨，真他妈苦过来的。”刘铮给那两人介绍，语气里带着种奇特的骄傲，好像陈渡是他收藏的一件藏品，现在拿出来展示，“后来搬去港区了，混得比我好多了。”
“哪里。”陈渡说。
黄毛胖子给他倒啤酒，泡沫溢出来淌在桌上，没人擦。话题从贸易行情转到国内房价，再转到谁家老婆刚生了二胎。陈渡端着杯子听，偶尔点头，偶尔笑，笑声卡在喉咙里，连自己都觉得干。烤肉的烟往他这边飘，他眼睛被熏得发酸，但没有挪位置。
吃到一半，刘铮接了个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用温州话讲了几分钟。挂掉以后脸色不太好，灌了一大口啤酒。
“怎么了？”陈渡问。
“货款的事，国内那边拖账期，这边供应商又在催。”刘铮摇摇头，“小事情，每个月都这样。”
陈渡握着筷子的手紧了一下。
这是开口的时机。他知道。刘铮刚抱怨过资金压力，这时候提借钱，等于把人往墙角逼。但他手机里躺着三条未读消息——一条是学费催缴的二次通知，滞纳金已经开始计算；一条是信用卡公司的额度调整提醒，用词客气但冰冷；还有一条是梁素琴发来的，说陈柏年已经从急诊转到了普通病房，但还需要观察，后面跟了句“你爸不让我多说”。
他把筷子放下，拿起啤酒杯转了转。
“刘铮，”他说，“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”
声音不大，但桌上突然安静了。黄毛胖子正在翻烤架上的牛舌，筷子停在半空；瘦子推了推眼镜，低头看手机，看得很认真。
刘铮愣了一秒，然后笑起来：“渡哥你跟我开玩笑呢？”
“没开玩笑。”
“你陈渡手头紧？”刘铮往后靠，椅背发出吱嘎一声，“你家那底子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”
“家里是家里，我是我。”陈渡说。这句话出口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荒谬，二十四岁以前他从来没把这两者分开过。他的卡是副卡，他的公寓是家里汇钱租的，他的学费是从陈柏年的海外账户直接划走的。他所谓的“自己”，不过是所有这些供给线末端的一个接收端口。
现在端口断了。
“借多少？”刘铮问，语气变了，不再是刚才拍肩膀时的热络，带上了生意人谈条件时的那种谨慎。
“五十万日元。”陈渡说了个数字。刚好够补上学费欠款，再加一个月的生活费。
“五十万啊。”刘铮重复了一遍，拿起啤酒杯喝了一口，泡沫沾在上唇，他用袖子擦掉，“渡哥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这边货款压着，账上真没多少活钱。下个月，下个月要是能周转开，我—”
“行。”陈渡打断他，“没事。”
他打断得太快了。快到刘铮的话还没说完，快到他自己都没来得及感受这句话里的拒绝意味。他只是不想听那些借口从刘铮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，不想看对面这个人绞尽脑汁组织语言来体面地拒绝他。刘铮不欠他的。谁都不欠他的。
黄毛胖子适时地翻动烤架，油滴在炭火上窜起一簇火苗。瘦子还在看手机，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，不知道是真有事还是装的。
刘铮可能觉得气氛太僵，又找补了几句：“渡哥你要是真急用，我这儿有个朋友做短期拆借的，利息高点但放款快，要不我把联系方式—”
“不用。”陈渡说，“吃饭。”
剩下的时间他吃了很多。牛舌、五花、横膈膜，一块接一块往嘴里塞，嚼得很用力。刘铮聊什么他都应，笑也笑，点头也点头，甚至主动给刘铮倒了两次酒。他把一个“没事人”的壳子重新套回身上，套得严丝合缝。
散场的时候刘铮抢着买了单，三万八千日元。陈渡站在收银台旁边等他找零，看见刘铮的钱包里夹着一沓万元钞，厚度至少二十张。
刘铮合上钱包的时候跟他对了一眼，眼神闪了一下，但什么也没说。
北口的风比新宿还冷。刘铮说开车送他，陈渡说不用，坐电车方便。两人在烤肉店门口站了几秒钟，刘铮拍了拍他的手臂，力道比刚见面时轻了很多。
“渡哥，保重。”
“嗯。”
陈渡转身往车站走，走了大概五十米，停下来，靠在北口那家柏青哥店的墙外，点了一根烟。手指在发抖，不是冷的。他把烟吸进去，烟雾在肺里转了一圈，吐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苦味。
刚才在饭桌上，有那么一个瞬间，他想说“你还记得板桥那会儿你周转不开，我借过你三十万吗”。那是真的。刘铮当年进第一批货的时候资金缺口三十万日元，陈渡从自己生活费里拿出来的，没催过，刘铮两个月以后还了，还的时候带了一箱青岛啤酒，说渡哥够意思。
他刚才差点把那句话甩出去。
但他没有。因为他突然意识到，那三十万也是陈柏年的钱。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钱帮过任何人。他所谓的仗义、够意思，不过是慷他人之慨，把从父亲那里流过来的钱分了一点出去，然后心安理得地收下那份感激。
他什么都没真正付出过。
烟烧到滤嘴，烫了一下手指。他把烟头丢进路边的灭烟缸，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打开地图，搜索“当铺”。池袋北口附近跳出来四家，最近的一家在一条巷子里，营业到晚上十一点。
他还有一块表。
不是那块百达翡丽。那块表在几个月前就被他卖掉了，卖给六本木一家表行，钱花在了森田葵生日那天的法餐厅和酒店套房上。现在手腕上这块是劳力士潜航者，黑水鬼，陈柏年送他的二十岁生日礼物。那年陈柏年难得回国，一家三口在恒隆广场吃饭，吃到一半陈柏年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绿色绒布盒子推过来，说“二十岁了，戴块好表”。梁素琴在旁边笑，说他才多大你就给他买劳力士。陈柏年说男孩子总要有一块的。
陈渡当时拆开盒子，戴上手腕，觉得理所当然。
现在他站在池袋一条窄巷里，头顶是当铺的黄色招牌，上面写着“大黑屋”三个字，门口摆着两台自动贩卖机，卖的是二手名牌包和贵金属。自动门打开，一股暖气和樟脑丸的味道混在一起涌出来。
店里很亮，日光灯管一根接一根，照得柜台里的金链子和钻戒反光刺眼。店员是个五十多岁的日本男人，秃顶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正在用放大镜检查一条珍珠项链。听到门铃声抬起头，用营业式的敬语说欢迎光临。
陈渡走到柜台前，把手表解下来放在黑色绒布托盘上。表盘朝上，黑色的陶瓷圈在日光灯下泛着温润的光。
“卖还是当？”店员放下珍珠项链，拿起手表，翻过来看表壳上的编号。
“当。”
店员没说话，继续检查。他用放大镜看表盘，看表冠，看表带节，每一个动作都慢条斯理，像在故意拉长时间。陈渡把手插在口袋里，看柜台里的金项链，看墙上的利率表，看店员头顶稀疏的发旋，就是不看那块表。
“有证明书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盒子呢？”
“也没有。”
店员点点头，在计算器上按了几个数字，然后把屏幕转过来给他看：四十五万日元。
陈渡知道这个价格低了。这块表在二手市场至少值八十万，当铺压价是规矩，四十五万意味着他们估价在六十万左右，按七成放款。他心里过了一遍这些数字，过了也没用。他要么接受，要么走人。
“可以。”他说。
店员让他填表。姓名、住址、电话、在留卡号码。他一项一项填，写到住址的时候顿了一下，写了森田葵公寓的地址，写完才想起来他已经不住那里了。他划掉，改成了自己新搬的位于大塚的短租公寓地址。那个公寓只有十二平米，厨房在玄关，马桶和淋浴挤在一个塑料整体单元里，墙板薄得能听见隔壁打呼噜。
店员接过表格，对照在留卡核对信息。核到姓名那一栏，他的笔尖停在“陈渡”两个字上，抬头看了陈渡一眼。
“中国人？”
“嗯。”
店员又低下头继续核对，核到一半突然又抬起头，这次看的时间更长。他摘下金丝眼镜擦了擦，重新戴上，目光在陈渡脸上和表格之间来回跳了两遍。
“陈渡，”他用日语慢慢念出这两个字，语气变了，不再是营业式的客气，带上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，“陈柏年的儿子？”
陈渡的手指在柜台边缘收紧。
“你认识我爸？”
店员笑了一下，那种笑不是恶意，但比恶意更让人难受。他把在留卡还给陈渡，靠在椅背上，双手交叠在肚子上，像在看一件稀罕物。
“陈桑在我们这一行很有名。前几年他在银座拍珠宝，这边的同行都传。”他说，“你是他儿子？”
陈渡没说话。
店员的目光从他脸上移到那块劳力士上，再移回来，那个笑容还挂在嘴角，但眼睛里多了一层东西。不是嘲讽，是感慨。一个看多了世情的当铺老店员，在深夜十点半，看到一个曾经听过名字的有钱人家的孩子，来当一块没有盒子的旧表。
“陈家少爷也有今天。”店员说。
他用的是敬语，语气很轻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陈渡站在那里，日光灯管在头顶嗡嗡响，空气里的樟脑丸味道忽然变得很浓，浓到他想吐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他能说什么？说“我不是什么少爷”？说他本来就是？说他以前也这么以为，现在才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是？
他什么都没说。
店员把钱放在柜台上。四十五张一万日元的纸币，用橡皮筋扎着，旁边是一张当票，上面写着当金、利息、期限。陈渡拿起钱，纸币还带着点钞机的余温。他把钱和当票一起塞进大衣口袋，转身往外走。
“陈桑，”店员在身后叫住他，“三个月以内可以赎回。利率按月算，过期就流当。”
陈渡没有回头。自动门在他面前打开，池袋的冷风灌进来，吹得他眼睛发涩。他走进巷子里，走到自动贩卖机旁边，站住。
口袋里那沓钱硌着他的大腿。四十五万日元。他以前在新宿一家酒吧一晚上花掉过这个数，那时候身边围着一群他叫不上名字的人，女孩子笑得很甜，调酒师记得他爱喝什么。那天晚上他喝多了，在洗手间吐了一次，出来继续喝，最后是森田葵打车来接他回家的。
他记不起那天晚上任何一个人的脸。
巷子里有人在唱卡拉OK，跑调的声音从二楼传下来，唱的是尾崎丰的《I Love You》。陈渡靠着自动贩卖机，把那沓钱从口袋里掏出来，橡皮筋勒得太紧，纸币边缘在他掌心压出一道红印。
他一根一根地数。不是数钱，是数日子。一张一张数过去，数到第四十五张的时候，他把钱重新扎好，放回口袋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他掏出来看，是梁素琴发来的微信，一张照片。照片里陈柏年躺在病床上，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，手臂上扎着输液管，脸色灰白，但眼睛睁着，正对着镜头皱眉，嘴型像是在说“拍什么拍”。
梁素琴在照片下面发了一行字：*你爸醒了，不让告诉你，我偷偷发的。*
陈渡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他把照片放大，看陈柏年的脸，看那些他以前从没注意过的皱纹和老年斑，看他父亲闭着眼睛时没有的、睁开眼睛后强撑出来的那种威严。
他按灭屏幕，把手机放回口袋。
尾崎丰还在唱。